编者按：为庆祝石家庄市文联成立75周年，回顾我市文艺发展的光辉历程，赓续城市历史文化血脉，展示石家庄文艺评论的光荣传统和丰硕成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即日起推出“中国文艺评论中的石家庄”系列宣传展示活动。其中，既有老一辈作家艺术家身处历史坐标系中的思辨回响，也有中青年文艺评论工作者站在时代潮头对现场与实践的理论思考。现陆续选登，以飨读者。 

本期推出曼晴发表于1979年《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春风杨柳万千条——回忆晋察冀边区的诗歌运动》（节选），他以亲历者视角系统梳理了1938—1949年间晋察冀诗歌运动的发展脉络，为研究抗战时期文艺史提供了珍贵文献。

《新文学史料》1979年05期 封面剪影

春风杨柳万千条

——回忆晋察冀边区的诗歌运动（节选）

曼晴

到一九三九年，晋察冀边区已打开一个大好的政治局面，边区政府已经成立，边区的子弟兵也打了不少的胜仗，边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劳动人民进行了减租减息。生活也有所改善，文化生活也非常活跃，群众的文艺活动也蒸蒸日上。不管在巩固的根据地和战斗的游击区的村村镇镇，到处可以听到抗日的歌声。每天傍晚，歌声就在村头场院响起。有些民兵，一边操练一边唱歌。农村妇女也在街头，一边纺线一边歌唱。有的还组织村剧团、俱乐部开展活动，各个军区和军分区都有了自己的剧所。群众剧社也相继组织起来。报纸也开始登载一些文艺作品(包括诗歌)。但因战时环境，印刷条件比较困难，所以大量的文艺作品及诗歌，还不能更多的得到发表，虽然不断的见到一些衔头诗、传单诗，但总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因此，诗歌刊物，就应运而生了。

当时出现的诗歌刊物，有《诗建设》《诗战线》和《边区诗歌》。《诗建设》由“西战团”出版，《诗战线》由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出版，《边区诗歌》是由“边区文救会”出版。《边区诗歌》只出了两期，曾邀请田间、史轮、曼晴写稿。孙犁同志那时已经到了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他热情地支持了《边区诗歌》。他的《梨花弯的故事》,就是第一次用林冬苹笔名在这个诗刊上发表的。《诗战线》是由丹辉、魏巍两个同志主办的，编的非常精致，但出版的期数不多。

《诗建设》出版的时间还比较长，而且比较经常。它是油印的，印数不多，最初以三十二开本每期两张蜡纸或三张蜡纸的篇幅，折叠成册。其中有一段时间改为单页，以一张蜡纸的篇幅为限。随着“西战团”流动，团到那里，就在那里编辑出版。它接触的诗歌工作者较多，诗歌的来源比较广。除了随团的几个诗人不断供稿外，分散在边区各地的一些诗人，都陆续给它写了不少的诗歌。我还记得的为《诗建设》写稿的诗人就有田间、邵子南、魏巍、方冰、丹辉、曼晴、徐明、邓康、陈辉、田丁、商展思、史轮、劳森、任霄(女)、林采、陈陇、司马军城、甄崇德、菽原、王炜、张帆、张克夫、陈新、郭汉城等。这些战友，除了少数人专职从事创作外，大多数是业余的。他们在百忙中给《诗建设》写稿译诗(菽原同志除从事教书外，并抽时间从事翻译，丰富了《诗建设》,满足了读者的要求)。《诗建设》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二年，前后出刊了五十多期，这在战争频繁的敌后抗日环境中，是不多见的。另外，《抗敌日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 《子弟兵》（《抗敌日报》副刊）、《抗敌三日刊》（由军区政治部主编）,以及《群众文化》(由边区抗联会主编),都选登过一些诗歌。后来（一九四二年）由北方局华北分局（那时对外称教育委员会，简称教委会)宣传部的同志主持，把以《诗建设》为主的诗歌精选了一下，编印了一本《诗建设诗选》。直到一九四二年边区文协成立，由文协在《晋察冀日报》主办的文艺周刊《鼓》,曾出过诗歌专号；由文协自己油印出版的文艺刊物《山》也刊登过诗歌。陈辉的长诗《妈妈河》曾刊登在晋察冀边区文协主编的《晋察冀文艺》第一期上。当时远千里同志在冀中，由于敌人对边区的分割封锁，他没有能到冀西来。当时，他在冀中，也写了不少诗歌(见《三唱集》),但没有能和在北岳区的诗人见面。

综观这个时期的诗歌，已由街头诗向抒情诗、小叙事诗方面发展。它所反映的斗争生活，也比较深厚，包涵的内容也丰富得多了。主题是鲜明的，感情是真挚的，形象是深刻的。以战斗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诗歌是不少的。如孙犁的《梨花弯的故事》《白洋淀之曲》,魏巍的《好夫妻歌》,都是脍炙人口、引人入胜的。《梨花弯的故事》是一首叙事诗，从诗的外表（形式）看，有些散文化，但它以简练的笔触，富有特征的描写，把一个山村女救会主任王兰的性格刻画的活灵活现。语言是极其自然而又极为精致。

这个时期，田间同志还在长叙事诗方面进行了探索，一连写了两部长篇：《亲爱的土地》《铁的子弟兵》。后一部，曾在一军分区政治部油印出版，在晋察冀广为流传。

最初，我们的诗歌在结构上比较松散，有些散文化。这是由于我们的诗人，大多数是从外面来到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他们在事变前，或事变后的大后方，接受了一些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歌的传统，或受外国诗歌的一些影响，对民歌、古典诗歌的学习，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同时那时战斗频繁，没有对民族形式进行探索，所以反映现实、歌颂抗战的诗歌，不能不运用当时所能掌握的武器，表现在我们诗歌上，还不够通俗、大众化。

当时我们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九三九年起，边区文化界开展了一次民族形式的论战，争论的焦点是：我们的文艺是创新呢，还是“旧瓶装新酒”呢？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最后还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指出了方向、道路。一九四三年晋察冀一些文艺工作者学习了这篇著作，纷纷要求到生活中去（过去一些文艺工作者虽然没有脱离生活，但有不少在上层，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生活在群众之中)，大家下去了，直接和群众打成一片了，关于诗歌的创作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们可以看到边区后期的诗歌，在内容上，政治性、战斗性更加鲜明，更加深刻了。在形式上，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更前进了一步。如向民歌学习，与音乐工作者合作，写出了不少民歌体的诗歌和能演唱的歌曲。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一日

曼晴

曼晴（1907—1989），原名栗曼晴，河北广宗人，是中国新诗歌运动的先驱者、现实主义诗人及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的重要组织者。他早年就读于邢台师范时便投身学生运动，1930年代流亡平津期间加入左翼文学阵营，参与发起中国诗歌会并主办《新诗歌》等刊物，创作了《卖地》《饥荒》等反映社会疾苦的诗歌。

《曼晴诗选》书影

抗日战争爆发后，曼晴于1938年奔赴延安，加入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后随团深入晋察冀边区担任战地记者。1942年与艾青、田间等共同发起“诗歌研究会”，系统构建了边区诗歌创作理论体系。曼晴的诗风以白描手法捕捉生活细节，兼具战斗性与抒情性，如《五月之夜》《给牧羊人》等作品被誉为“战地生活的素描”。

1980年夏，在北戴河参加诗歌座谈会时留影，左起：叶蓬、尧山壁、邵燕祥、曼晴、任彦芳

新中国成立后，曼晴长期主持石家庄文化宣传工作，历任《石家庄日报》总编、石家庄市文化局副局长、地区文联主任等职，主导推动了石家庄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曼晴的人生轨迹贯穿中国现代诗歌从启蒙到救亡、从战争到建设的全过程，被学界视为“晋察冀诗派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

（插图来源：光明网、《文艺报》微信公众号、知网阅读、石家庄新闻网）

编辑：封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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