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那一个又一个的节日，仿佛是生活恩赐给我们的甜蜜的果实，它包含了浓郁的烟火气，它充盈着丰富的人情味，它让人间的我们更接近了人间。

端午节

如果说春节是孩子们的，中秋节是游子们的，那么，端午节就是上点岁数主妇们的，是她们，在每年五月初五把端午节迎到了人间。

仿佛年轻的人们并不在意这个节日，只有到了一定年纪，才会看见它，才会感受到大自然的讯息，就像只有老人的腿才会感知到明天下雨。

记得我小时候，奶奶会在五月初四包粽子，北方的小院中就飘荡着南国的气息。柿子树新绿而厚实的叶片已足够遮阳，但一阵风吹来，还是会有点点闪光的宝石落在红枣上，落在苇叶上。奶奶会在桌子上放一根筷子，然后将泡在水里的苇叶平展的铺在桌子上，一头就搭在那根筷子上，这样方便打好后拿起来。大概三四片叶子并排并重叠一部分的放在一起，一个粽子的叶就打好了。拿起来向内折，就形成了一个小兜兜，放上糯米和红枣后，将长出的叶片折回去，盖住这个小兜兜的口，最后用线缠紧，一个吊脚三角体粽子就包好了。奶奶的针线活不好，但包粽子的手艺高，直到现在，母亲每次包粽子时都会念叨：你奶奶包的周正，角折的齐。晚饭后，奶奶会让爷爷烧火煮粽子，熟了不吃，要在锅里焖一夜，这样才能让人们在五月单五（我们这里对端午节的叫法）早晨吃上又粘又甜的粽子。

五月单五早晨要早起一些，初夏的早晨刮着清凉的风，在我记忆中留下了夏天最美的印象。这天的早饭便是粽子，粽子上桌后，奶奶会掐我们院中两朵带着露珠的手巾花，插在我和姐姐头上，将一片艾叶放在弟弟头上，并在嘴里念着：闺女戴花，死了不变大料喳（麻雀），小子戴艾，死了不变坷拉块。那时候我虽不懂，为什么要给小孩子送上死后的祝福，但我感受到的是奶奶那充满喜悦的爱。现在想来，这样的祝愿，或许就来源于端午节最长的根须，那是运行了几千年天人合一的理念，当人们将水边的植物作为食物的容器端上餐桌时，心灵就回归了自然，生和死便不再有区别。

我八岁时奶奶去世了，但仿佛母亲还不够老，所以有好多年都是妗子给我们送粽子。

有一回，五月单五早晨六点，风风火火的表哥骑着自行车从三里外的南白滩村，经过一条河，来给我们送刚出锅的粽子。粽子在篮子里被盖得严严实实，没有半点热气冒出来。表哥知道妗子要让我们吃上热乎的，所以他飞似的进胡同时，和迎面一个骑车的老头儿撞了个正着。粽子滚了一地，沾了一身早晨的泥土。这粽子是从老头的篮子滚出来的，原来老头儿是去给他女儿家送的。老头儿一下子就火了：这小子怎么不看道啊！表哥赶紧帮老头儿捡粽子，并一个劲儿的陪不是。老头儿一定想到，进这个胡同，很可能是这个胡同谁家的亲戚，就问表哥去谁家。表哥指着我们家门口，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老头儿立刻温和了下来：啊，走吧走吧。

当表哥描述了老头儿的模样，我的父母立刻就知道是我们胡同南头的大胖儿，是关系挺好的邻居。表哥惭愧地说：人家的粽子都成土鬼了。我们笑开了。虽然经过了一个小状况，但表哥送来的粽子吃到嘴里依然热乎乎的。

后来母亲开始自己包粽子了，仿佛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包了，也就想包了。开始包粽子，也就开始了送粽子。

胡同里八十岁的素彩一个人生活，母亲会给她送几个；大伯母去世后，大伯父也懒得包了，母亲也会让父亲给他几个；三伯母一向不会包，当然也要给他们拿去一些。正因为都知道三伯母不会包，所以他们家的粽子往往是最多的。母亲还会打电话给侄男甥女（我们这里对兄弟姐妹家孩子的统称），问他们包没包，因为端午节正是农忙的时候。

春节和中秋节的礼尚往来，免不了有一些是应酬，而端午节送粽子，却是发心的，是亲友之间纯粹的惦记，是想让你在端午节吃上粽子。

二姨最后一次来电话和母亲闲聊，是四月末的一个晚上。人老了，就不急着睡觉了，而是急着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她们从晚上11点聊到12点，二姨说等表哥买了叶儿和糯米就包粽子，今年早点包。但是，她却没有再吃上粽子。二姨五月初一突发脑溢血，在重症监护室坚持了三天，五月初四凌晨两点，二姨走了。这天我们不让刚从葬礼上回来的母亲包粽子，因为她是那样的悲伤和疲惫，但母亲却坚持要包。母亲安静的包着，一阵阵的落泪。我知道，母亲不能让二姨吃不上粽子。第二天，母亲就把粽子端到了二姨灵前：姐，五月单五呢，吃粽子吧。此后，每年二姨祭日都少不了的一样祭品，便是粽子。亲人之间的惦念，不会因为生死而阻隔。

二伯母说：粽子就得在五月单五吃，过了五月单五再包就不是那个味了。是啊，那个味不只是单纯的糯米、红枣、苇叶的味道，而是端午节的味道。那端午节是什么味道呢？

我想，那味道中，不仅有回归自然的宽广，有龙图腾的期盼，有阴与阳的智慧，有崇尚英雄、崇尚贤德的精神追求，更有母亲般朴素的情怀，那是对亲人的牵挂，那是对晚辈的庇护，是爱的传承。

端午节，它的宽，纵横了几千年，它的厚，蕴藏着中国人的真善美，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我所经历的，一个又一个平常而又经典的端午节。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老百姓对端午节的滋养，才让粽子的味道中有了人情味，多了烟火气。才让端午节充满生命力，就像每年的野草青青。

所以我相信，人间有端午，就有草长莺飞，万物生长。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也称鬼节，但这一天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却没有半点阴森感，反而全是热闹和欢乐。

虽已入秋，却还是夏天的阳光、夏天的风，我和姐姐还穿着漂亮的太阳裙，我的辫子绸儿像盛开的浅粉色月季花——粉罗盘，而我们院中还盛开着更多真正的月季花，杏黄田、马克、德国白……像我们这些孩子一样，虽不动声色，却暗藏欢雀。我们在柿子树下，写作业或者下棋。身后的灶台前堆放的很多新柴，灶台的案板上放着早晨父亲买来的猪肉，那时候，村里只有早晨会有一个卖肉的来，谁家要改善伙食，就不能错过早晨的肉摊儿。

七月十五和清明节、寒衣节一样，是给去世的亲人烧纸的日子。奶奶去世后，爷爷去世前，也就是我8岁到12岁那几年，是我们家烧纸的鼎盛时期。因为我们和爷爷住一个院，所以我们这天要迎接五个姑奶奶，两个姑姑，三个伯伯，三个伯母，以及姑奶奶家的孙子孙女、姑姑和伯伯的孩子们。

用我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一天我家的院落就像90年代的人物集锦，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孩子，以最鲜活的形象刻进了我的心。

这天的第一个重头戏就是迎接他们陆续到场，我和姐姐经常打赌，猜谁先来。

第一个来的永远是三伯，他总会赶在亲戚们到之前来，仿佛这样才算尽到了地主之仪。三伯长得黑，微胖，关键是他总少不了两句抱怨：怎么还不来，让老少闺女们等着他啊。所以他总会让我联想到包公，仿佛在他的眼中，所有的事都有对错之分。

这一天，父亲兄弟四人和各自的媳妇除了重要的事，都会在这里接送、陪伴着老少闺女们，这虽不是上纲的规矩，却是我们家不言自守的家风。

第一个到的亲戚，总会是大姑，大姑进院的第一句话总会说：这天儿真好啊。那时候，有很多人走亲戚或串门，进院后都会以这种方式打招呼，要让屋里的人听到外面来人了。如果有人不声不响地进屋了，会被认为没礼貌。

大姑是个勤劳的人，别看她来的早，其实早在早饭前去地里干了两个小时活了。趁着早晨的凉快下地干活是庄稼人的作息。只要大姑一到场，气氛立刻热起来，笑声不断。大姑说什么都像讲故事一样有意思：这一阵子可是真忙，那过道里连着老了两个人（死了老人），你姐夫怎么得全忙（过去帮忙），那梨树又该打药，五亩都是我和小涛（我表哥）俺俩。夜了黑介九点多才回的家，干脆咱熬个晚，今个出来心静了。

说话间，我的二姑和五个姑奶奶也陆续到了。

除了五姑奶奶穿着现代的碎花翻领小褂，另外四个姑奶奶都是斜襟大褂，而且五个姑奶奶是一样的发型，都是建国初期的妇女们最常见的，齐脖子的青年头，再在耳后一边别一个黑棍卡子。五个姑奶奶的形像，就成为了我心中老婆儿的代表。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她们的头发原来和我的父亲一样，是自然卷。看来，这一天相聚的一群人，有很多东西是一样的，有一些是能看见的，有一些是看不见的。

姑奶奶们老模老样，拿的东西也是老模老样的。她们会边说话边从塑料皮编的长方体提篮里，掏出三四包果子（点心）其中的一包，让我们这些孩子们吃。那果子用桑皮纸包着，用纸绳绑着。一般都是蜜三角、桃酥、马蹄酥，而现在已经绝迹的，是三姑奶奶最常拿的果子，当时我们叫它果子蛋蛋。它类似于现在的开口笑，只是没有裂开，也没有芝麻，而是一个个油炸面球，有红的、绿的、黄的，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颜色，才让我们这些孩子格外喜欢。那时候人们思想简单，串亲戚只拿果子，这也让我曾经以为，果子就是为串亲戚而生的。

当然还会有一些孩子跟着大人到来，记得五姑奶奶的一个外孙女两个孙女特别漂亮，她们比我小一两岁，她们穿着精致的背心短裤，戴着那个年代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警帽，眉间还用胭脂点着一个红点。现在想来，她们的形象多么具有时代典型性，足以登上那个时代的封面了。

人到齐后，同一姓氏的两代儿女便出发了。带着纸钱和祭品，去不远处的另一个家，看望那些故去的亲人。他们跪在几个沉默的土丘前，一边烧纸一边和去世的亲人说话，就像和他们活着的时候聊天一样。我的长辈们脸上没有悲伤，有的只是牵挂和思念。他们关于鬼神的观念都很淡泊，但都特别重视烧纸，我知道这是对亲人的重视，这重视无关生死，亲情不会被生死阻隔。

当父亲他们去了坟上，家里便开始点火熬肉菜了。近三十人吃的大锅菜，母亲说怎么也得客差（小火慢炖）两个小时才好吃。大伯母腌茄子，二伯母切肉，三伯母烧火，母亲作为本家统筹着所有食材、配料，她出出进进忙着。后来每每看到电视剧《辘轳女人和井》中四个妯娌一起做饭，我都会想起当时的场景，想必那样的画面只定格在八九十年代的农村了。或许这样做出的大锅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锅菜，因为不仅吃的人多，而且是做的人多。多个主妇一齐下手，多种做法融合到一起，那肉菜就有了复合而丰厚的味道。当然这还不够，还要掺上她们的闲话和玩笑，那味道才算经典。

熬肉菜，是那个时候招待亲戚最好的饭，也是我儿时记忆中位居第一的美味。它的食料只是猪肉、粉条、炸豆腐块和一种时令蔬菜，冬天是大白菜，秋天是冬瓜，春天是圆白菜，而夏天便是我最爱吃的茄子。把茄子放在肉菜里，让茄子有了肉香，那茄子比肉还好吃。那时候，虽然从经济上说，每家都有了随时熬肉菜的能力，但人们的观念仿佛还没有跟上，平时熬顿肉菜还是需要理由的。所以，我对七月十五的期待，是少不了这顿美味的。

影壁前的两棵大槐树下，放上两张方形的、低矮的桌子，桌子上放着烧鸡、火腿、花生米。两张桌子难以围坐这么多人，大家就各自找地方坐。大姑瘦，一块砖头也能坐，她左手的前三个手指端碗，后两个手指拿馒头，右手拿筷子夹菜，吃馒头就把筷子往后一攥，拿起左手的馒头咬一口再放回去。这种吃饭的技能，以前还是很常见的，或许只有集体吃饭才能练出来吧。

大家看似随意，其实有着内在的秩序。小辈们一张桌子为中心，长辈们一张桌子为中心，而且一定要安排姑奶奶们坐好位置，并且先把肉菜端到她们前面，馒头筷子什么的，一定要及时照顾到，母亲一顿饭坐不下。父亲就守着我们，把他碗里的肉都给我们。

那时候，汗珠一个一个从耳边滚落也不觉得热，那时候，知了在槐树上不停地叫也不觉得烦，那时候，肉菜的香气一阵阵的飘，一直飘到了现在。

午后，我们这些孩子会在我的屋里吃冰棍、看电视。姑姑和姑奶奶们会在爷爷屋里坐着，而我的伯父伯母，不管上午来的早晚，下午都要和姑奶奶们正了八经的说说话，如果有时间，最好在姑奶奶走的时候能赶上送她们，那才算完整尽到了礼数。

如果说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那便是礼数。这个礼数，并不意味着腐朽，而是敬重。敬是互相之间的感恩，重是对亲情的看重。礼数就成了含蓄的我们的表达方式。

我一直对相敬如宾这个词感到无法体会，心想亲人之间相敬如宾岂不是太见外了。那次姐姐说可能就像爷爷和姑奶奶们的状态吧。我一下子就理解了这个词。

爷爷排行老二，五个姐妹当中唯一的男丁，按照过去的价值观，在家庭中应该是众星捧月，但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凡事都为别人着想。爷爷和姑奶奶之间的相处我并不了解多少，只是在家人的话语中听到了一些。三姑奶奶膝下无子，爷爷就将二女儿过继给了她，尽管奶奶为此抹眼泪，但她知道爷爷不可能让妹妹孤独终老。五姑奶奶的婆家近，回娘家多，她只要来了，奶奶就立刻烙饼，天黑了，奶奶还要把五姑奶奶送到婆家村。姑奶奶们的丈夫如果来了，更是会抬为座上宾，爷爷不喝酒，但却会陪着妹夫喝。姑奶奶们对哥嫂也是格外尊重，说话都是恭恭敬敬地，以至于我小时候以为爷爷奶奶是她们的长辈。奶奶最后的那段日子，姑奶奶们频繁探望，尤其是三姑奶奶和五姑奶奶，加入了儿女的行列，在病床前照顾。给奶奶穿寿衣前，三姑奶奶还在自己身上穿了穿，说这样奶奶穿上了舒坦。看到他们之间的情义，小辈们私下里自愧不如姑奶奶想得周到。

亲人之间能做到相敬如宾，不仅是对亲情的看重，对人和事高度的认识，更是普通人家对真善美的追求。

每当落日还剩一些余辉，姑姑和姑奶奶们才不得不离开。母亲说，闺女回娘家，总是待不够。这时我的父母拿出了早已按照爷爷的指导备下的回礼，送至大门外。

时光总是悄悄地改变着一切。记不清是哪一次送她们走，却送走了一个时代，那是一个大家庭的时代，是烧纸的时代。

如果说曾经烧纸的日子算是一个节日，那我更愿意称它为亲情节，血脉相连的人，无论生死，这一天都能团圆。它不像父亲节、母亲节那样单一具体，而是更加广阔。谁的血液中没有兄弟情、姐妹情、姑侄情、爷孙情，它不具有代表性，却同样伟大浓厚，持久的为每一个人提供着赖以生存的温度。

如今，爷爷、四个姑奶奶、两个伯母已去世，我们这一代虽已长大，却都被淹没在各自的忙碌中。在这个电话不离手的年代，却再也聚不齐了。

以前，人就像长在藤蔓上的果实，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身边是谁，知道自己根在哪里，那根须深深的扎在土地里。而现在，人们就像水中的浮萍，尽管身边尽是繁华，但匆匆来去，都是过往，每一个人都带着迷茫漂泊，每一个人持久的陪伴者只有孤独。

重阳节

曾经，九月初九是我们县城一年一度的九九庙。庙会在解放前还是名副其实的庙会，称之为钱粮开柜庙，解放后为了破除迷信，改为了物资交流大会，文革时期取消，文革后又恢复了。我的父辈们也没见过九九庙的诞生，所以在我的记忆里，九九庙就像土地一样，是原本就有的一部分。

庙会为期五天，唯数第一天赶庙的热情度最高，村里虽不是万人空巷，但绝对能看出冷清来。长年不去城里的老头儿、老太太，也会在这一天把自己收拾的利利索索的去赶庙；再忙的庄稼人、家庭妇女，也会在这一天放下手里的活儿去赶庙；住在城里的人，都会邀请村里的亲戚们去赶庙，这一点已成为了约定俗成的礼节；就连村里的小学也会放假两天，孩子们又怎么能不要去赶庙呢。这一天的傍晚，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准是：赶庙去了没？去过的人总会感叹道：人太多，有什么啊。但这并不能减弱没去的人的向往。

这一天没去的人总会有些缺失感，尤其是孩子，不管大人不带他去的理由有多充分，这一整天还是会没好气，我就多次成为过那个没好气的孩子。写作业就是踏不下心，下棋、画画也无趣极了。我的母亲也是心不在焉，她会冷不丁地说一句，看起风了，准刮赶庙的人一身土。听到她这样的安慰，我就更来气了。

坐轮椅的我们，并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一辆自行车就带着去了，我们去，就要全家出动，父亲还要去5公里以外的桥头，雇一辆摩托三轮车，那种出租车是那个年代常见的，就像小型货柜车，拉人也拉货。那样的车可以把我们连人带轮椅直接抬上去。如果赶上比较小的，还得雇两辆。但我的父母并不嫌出行麻烦，而是担心我们的身体。九月初正是秋冬交替的时候，总会有一场又一场的风，要不是艳阳高照的极好天气，父母是不敢带着抵抗力低的我们出门的。幸好有那么几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也让我和其他孩子有了更多共同的回忆。

我最早的赶庙记忆，是我七岁的时候。像那时候大部份庄稼人一样，父亲开着拖拉机，拉着我们姐弟三人、母亲、奶奶和一车的兴高采烈，车厢里铺着棉被，母亲和奶奶头上的三角巾随着颠簸而颤抖，而我们总是不停地说话。一路上总会不断地有邻居、亲戚路过，总会不断地打招呼。

在庙会上遇到熟人，绝对是庙会吸引人的地方。你来了，我也来了，这样的赶庙才有意思。

路边拥挤着卖衣服、鞋帽、布料、气球、玩具的，摊主和顾客们都在喊叫着讨价还价；炒饼、烩面、大锅菜、炸油条、烤红薯的香气随着飞扬的尘土，一浪一浪的诱惑着人们；马戏团的大棚前、文艺表演舞台前、变戏法的吆喝声前更是人山人海。我们跟着潮水一般的人群涌动，我把刚买来的面包圈戴在了手腕上，感觉这个能吃的手镯好玩极了，可是我的视野比较低，看到更多的是人们的后腰，我就在晃动的人缝中张望。那时候还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我坐的还是竹子做的婴儿车，人多的地方根本走不动，父母就在我的前面倒退着，拉着我的小车走，边走边喊：借过借过。父母就让我们和奶奶在馅活儿（馅盒）摊稍等，他们去前面看看。

我们看拥挤的人群，无论是穿着中山装满脸皱纹的老人，还是穿着牛仔装的小青年，他们的眼神都特别的干净，仿佛前方有他们各自的幸福。不一会儿功夫，就有好几个熟人路过，奶奶和他们打招呼，我也记不清他们说了什么，只觉得他们都特别高兴，而且格外亲切。其中一个是大姑父，大姑父人实在，见了我们和他的丈母娘，自然要破费了。他给我们买了几个现做的白菜肉馅的馅活儿，那馅活儿又软又香，可是吃着吃着馅里有个土坷垃，我们觉得很可笑，但并不想为卫生问题找摊主。

那时候，我像其他赶庙的孩子一样，心里还藏着一个任务，那就是买到过年穿的衣服。所以到了童装集中的摊位前，我就睁大眼睛找。那次总也找不到喜欢的，我就有些着急了。但是我的父母却非常有耐心，尤其是我的父亲，哄着我一件一件的挑。现在想来，当今的父母们，早就不耐烦了。就在快没有希望的时候，我被一件大绒袄罩吸引，大红色的布料配上雪白的人造绒大翻领，腰间还有一根抽绳，既华丽又可爱。父母以当时不菲的价格买下了。多少年过去了，这件衣服依然在我的衣柜中，小小的，却毫不退色。

赶庙的孩子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想错过庙会上的任何地方，这样回去和孩子们交流才有资本，最好是别人看到的我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我也看到了，那才神气。在庙会上，我弟弟抽奖抽到了一个洗脸盆，我们看了蟒蛇表演，我们遇见了抓小偷的，回去后我就给别的孩子讲了好多遍。

接近傍晚的时候，街上的人少的许多，声音也少了许多，地上随处可见糖葫芦棍、包装纸、甘蔗皮、桔子皮，偶尔还会有一只踩扁的婴儿鞋。现在想来，其实并不是有了庙会，才有了赶庙的人，而是有了赶庙的人，才有了庙会。那庙会，又何尝不是那个年代男女老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聚集起来的呢。

带着新衣服、好吃的和干裂的嘴唇、一身的尘土，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拖拉机离庙会越远，庙会在我心中就越往上升，直到像那夕阳一样，在我记忆中闪闪发光。

慢慢地，购物方便了，出行方便了，天地阔宽了，幸福的标准提升了，仿佛生活中处处是庙会，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赶自己的赶庙，所以，九九庙便在经历了两年冷清后，被取消了。从此九九庙就留在了曾经的岁月里，但它散发出的光芒，在我心中却越来越亮。

过年

我小时候，不知具体哪天算过年，就问父母。父亲说，大年初一是春节。母亲说，年三十儿也算过年。父亲又说，正月里都是年。听了他们的解释，我就更糊涂了。长大后，我才慢慢领悟到，过年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仪式。

那时，每当迈进腊月的门槛，过年，这个词出现的就越来越频繁。“把凳子修修吧，过年来人多还坐呢。”“赶集去该买过年的粉条了。”“过年谁谁就回来了。”“过年呢，不许……”“过年呢，就要……”年味儿就在这不断地提起中越来越浓，直到过完正月，再在恋恋不舍中散去。

随着过年被提起，带着年味儿的物和人陆续来到家里，带着年味儿的事也开始不断发生。无论是平时就有的米面油、肉蛋菜，还是稀罕的金针、木耳、带鱼，无论是生活常用的笤帚、蒸布、碗筷，还是过年特有的：春联、灯笼、吊挂、鞭炮，都被称之为年货，只要被称之为年货，就都带着年味儿。而这段时间来往的朋友，走动的亲戚，也都带着年味儿。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朋友们会在正月里聚会，亲戚们会在年前拜访。尤其是看望长辈，一年当中再忙，过年上门的问候不能省，不然就失了礼，就忘了自己是谁。无论来访者还是主人，都是喜气洋洋的，是过年，让所有人放下了平日的忧烦。

每家都开始忙碌，打扫、拆洗、赶集、制作各种美食。平时也做的事，过年做就不一样了，每一件事，每一个步骤，都是有讲究的。就拿我们这里来说，过年要蒸笼糕、花糕、肉糕，寓意一年更比一年高。还要准备糖果和干果，不仅为招待来客，更寓意着来年的日子香甜。过年蒸馒头，面发的越欢预示着来年越兴旺，每每看到面起得满盆了，母亲就像看到了希望一样高兴：起好了！过年再懒的人家也要大扫除，不然就会留在旧年。虽然大年三十是最不着急出门的一天，但每家都在暗中比拼，看谁家最先包完饺子去放炮，因为这说明谁家是勤劳之家，好运气自然先到谁家。除夕夜煮饺子要烧芝麻秆，寓意来年生活节节高。煮得饺子要留下一些，留到大年初一，寓意着来年不会饿着。年初一不准开柜，要穿的新衣服得除夕晚上拿出来，这样老鼠一年不会来捣乱。这一天也不准扫地，不然就会把福气扫出去。总之，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了重大而美好的意义，虽然还是熟悉的地方，是日常的事，但都非常神圣、正式。

在过年的日子里，无论做什么，都是在进行一场仪式，都是这场仪式的一部分。 

除了有实际价值的事被赋予了仪式性，还有一些纯粹的仪式性活动。贴春联、挂灯笼、放鞭炮。正月十二不睡早，听老鼠娶媳妇。正月十六转寨墙，一年不腿疼。那时候人们对这些事是格外用心的，如春联，大部分人家都是找人写，甚至自己编。我们家的春联都是父亲创作，记得我七岁那年春联写的是：换来精面油满瓮，买来彩电购纱灯。虽然没有什么文学水平，但如实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生活变得富裕的心情。

还有一些仪式活动，虽如今已经消失，但却在我记忆中代表着浓郁的年味儿。

除了约定俗成的仪式以外，很多人家还会用独特的方式，体现出过年的的心气儿来，比如我们家。

我十一岁之前祖父还健在，他每年都会自己制作过年的灯笼。一进腊月他就开始不急不慌的预备材料，铁丝、白纸、颜料，开始检查毛笔、钳子这些工具是否好用。他会将铁质的灯笼架拿出来，灯笼架是一大一小，长方体，大的两尺高，小的七八寸高，铁架周正，花式精美。祖父会先给它上油明漆，哪里坏了再修一翻，然后糊上白纸。大的挂在影壁和大门之间，小的挂在大门洞里，当灯笼里面的蜡烛被点亮，整个院子都沉浸在一种喜庆又庄严的气氛中。

最特别的，还是祖父做的靠山灯。两个灯笼的形状像两面鼓，靠在影壁上。这是祖父的重头戏，他不仅要糊纸，还要在上面作画写诗。祖父每年画得画都不一样，要有一些故事情节在里面。所谓的诗，也就是顺口溜式的注解。小孩心思不在这上面，所以我记得画面很少，只记得有过老虎、大胖子、穿蓑衣的老人。这两面靠山灯正对着大门，蜡烛点亮后，总会引来邻居们的欣赏和夸赞。

祖父走后，没有人再自己制作灯笼了，他带走了很多年味儿。

而年味儿最浓的就是磕头了。

大年初一早晨是仪式最多的时候，我的祖父母、父母会四点起床，俗称起五更。他们先给各路神仙摆上供，再准备好上坟的用品。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和我的三个伯伯、我的母亲就和我的三个嬷嬷走出家门磕头了。

磕头，就是每家已婚男性以兄弟为小组，已婚女性以妯娌为小组，去给村里的大辈和兄嫂拜年。主要是一个家族中的，有一些不是一个家族的亲近的乡亲大辈也要磕，大部分人要磕大半个村子。这也是新一年第一场热闹。

清冷而新鲜的风让干净的街道更加干净，让喜庆的灯笼、春联、吊挂更加喜庆，也让热情相互拜年的乡亲们一点不觉得冷。每一个人都穿上了新衣，笑容也是崭新的。这个仪式就像整个村庄的大游行，但大家走的不是一个路线，因为人们都是几代人在一个村繁衍生活，每家都有庞大的家族系统，所以这路线就是宗亲脉络的外化。

我家在村里辈份大，我的祖父母不必出门，只在家里接待来磕头的人。我们小孩儿自然是看热闹的。毕竟是冬天的早晨，大人不让我们出去，我和姐姐就在棉门帘缝处往外看。磕头的人一拨儿接着一拨儿来，他们带着喜气高声喊着爷爷奶奶，祖父母就去迎接，来人见到主人了就磕头，同时说着：给您磕这儿了。我的父母外出磕头了，但也不能少了，来人会再磕两个，同时说着：给我叔叔婶婶磕这儿了。祖父母就热情地说：都有了，都有了。意思是一个就代表了。但人们那时候都特别实在，一个都不会省略掉。还有幽默的人就会说：我张着包呢。很形象地表示每一个头都收到了。平时非常熟的人，这个仪式中竟有了些正式感，也正是这正式感，让我觉得这些人格外亲切。我们家大概会陆陆续续来二十多拨人，气氛非常热闹。

人们的亲疏关系、家族位置、长幼身份，在这一仪式活动中，再一次被确认，人们对待他人该有的态度基础，再一次被强化。

但渐渐地，人们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忙碌，也就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平时不联系的宗亲越来越陌生，以致于再进行磕头这个仪式时，都是给不认识的人磕了。这就让这个活动显得多余和莫名其妙了。直到有一天，以移风易俗的名义，把这一磕头活动取消了。从此，人们对家的概念，也就只剩下了单一的小家了。

慢慢地，不仅是磕头拜年，很多过年期间的仪式都消失或淡化了。

这几年每到不像春节的春节，总会感到冷清，但冷清中，我仍能闻到年的味道，所以，在过年的日子里，我会带着庄严和喜悦去做每一件事，把过年的日子过成一个很长很长的仪式。

（以上作品刊登于《中国作家》，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