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是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纲领性文献，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前进的指南针，是引领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心同德、续写时代新篇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定心盘。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时，特别对农业农村的发展提出新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陕西梁家河村下乡插队，又担任过该村党支部书记，与村民们建立了亲密的鱼水关系，形成了他的乡村情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深入到各地乡村看望父老乡亲，倡导农村产业改革和生态文明、文明乡风建设。同时，又率领全国人民打了一场举世闻名的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一个世界上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涌现出了大量旧貌换新颜的村落和先进人物典型。

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紧跟农业农村改革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主动奔向第一线，写出富有时代特征、文化底蕴而深受农民欢迎的精品力作，助力我国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向前发展。当前农村改革和脱贫的成果需要巩固，完全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农业农村发展大目标尚需继续努力，作家艺术家们要积极反映这些成就和变革。

一、要发扬五四以来乡土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农村题材创作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等人就开始了乡土文学创作，到现在已经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百年传统。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和《祥林嫂》等，都是乡土文学的经典之作。小说家们的笔墨，由原先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武侠英雄、神怪世界，转向了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到了后来，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和柳青的《创业史》等，是五四乡土文学传统演化到延安文艺方向的成果。在“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中，都涌现了乡村题材的佳作，如蒋子龙以大邱庄变化为原型的《燕赵悲歌》、张贤亮表现知识分子下放农村生活境遇的《绿化树》，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及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大山的“梦庄记事系列”等等。后来兴起的打工文学，是表现农民进城谋生而介于城乡之间的生活故事，同样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都市生活题材数量渐渐增多，农村题材的创作则有些式微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70后”、“80后”、“90后”在城市出生的作家、诗人比例大增，他们大多不了解、不熟悉农村。二是一批青年作家学历较高，大学毕业又留在了城市生活，对城市打拼的酸甜苦辣感受更为切近而深刻，生活环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用更多精力描写身在其中的生活，对于农村现实虽然有回望式表现、蜻蜓点水式反映，却多不深刻。三是一批原先擅长农村题材创作的作家年龄增大，他们进城安家、进入体制后，原先的生活积累已经不太充足，再去乡下走不开或身体不允许，他们的乡土题材创作便在减少，或思维方式、表现手段的陈旧造成作品不精。四是读者队伍的变化。当今城市青年居住在闹市社区，农村具有初高中水平的青年读者也向往城市，他们的阅读兴趣点大多在都市男欢女爱和成长创业故事中，只有非常叫好的乡土之作他们才感兴趣。网络和手机阅读很普遍了，但其内容庞杂，正面反映农村现实生活之作在很大范围受到排挤。五是农村改革“大包干”时期的一些作品缺少时代的观照和更新颖的立意视角，有雷同化、概念化之嫌。

然而，虽说农村题材创作队伍和读者群缩小了，但是近十年现实中的下乡扶贫和脱贫攻坚战，毕竟吸引了一大批关心农村和农民的作家艺术家，如何建明、欧阳黔森、李春雷、罗伟章等在农村改革和扶贫攻坚题材上拿出了一批报告文学和小说新作。农村现实生活仍然给了作家以发挥才情的资源，作家也借此走出了自己的创作新路。当下我们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更要大力发展农村题材创作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文化助农，文化兴农，记录这个伟大新时代的农村变革，同时为广大农民提供优良的精神食粮。当代作家们要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

二、要表现农村现实生活，就要深入农村体验生活

多年前，有人说，“要了解中国，就去了解农民”。此话并没有过时。我们已有乡土文学创作的传统，有鲁迅以来千百位作家艺术家趟出的农村题材创作的路子，新时代的作家还要有无怨无悔地走向农村、亲近农民的热情、勇气和恒心。

不能忘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到的陕西作家柳青和河北作家贾大山。柳青本来已经在省里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和写作环境，但他带着家人在皇甫村安了家，和当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过着同样的日子，真正体验到了农民的所思所想，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农民的情感中，终于写出了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在农业合作化题材创作上树立了一个标高。贾大山是生在正定、长在正定，不接受省地两级的上调而泡在正定。在他有生的短短55年中，连外出开会旅游都很少。他热爱生他养他的正定，热爱他插队近7年的西慈亭村，一直同农民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所以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冀中地区文化风情，形成了八九十年代我国乡土题材短篇小说创作的“这一个”。柳青曾经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自己是个“愚人”。贾大山则强调自己笔下的一切都从生活中来，所以他的作品真实性、可信度很强。

近些年来，作家们也积极向前辈作家们学习，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开展自己的创作。例如，欧阳黔森前几年深入花茂村，对于村民生活的一切，熟悉到一家一事，所以才有了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花繁叶茂，倾听开花的声音》。作家们深刻地体会到，文学创作中，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例如，作家罗光成说，农民身上“多彩的故事和质朴的情怀，都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与感动”。储劲松表示，“久在樊笼，心常郁郁，久坐书斋，文章常常枯竭。土地、农民、山水、田野、作物、禽畜，一条过路的乌梢蛇等等，这些我所来处的风物，让我恍惚又亲切。” 他们这些体会，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学创作源于生活。

作家艺术家到农村去，到农民中间去，表现乡间的生态文明、淳美乡风，表现新时代的新农村和新的农民形象，反映农民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活情状和愿望，为他们代言，为他们塑像，为他们生产美好的精神食粮，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推动农村振兴发展，是时代的召唤、人民的翘盼。正如歌唱家宗庸卓玛所说：“如果我们把物质比作乡村振兴的‘蛋白质’，那么文艺就是乡村振兴的‘维生素’。”这是作家艺术家应当为农民提供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文学创作，不能不继续面向广大农村和农民。

三、助力乡村振兴就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们在这里提倡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用自己的笔杆和歌喉讴歌现实农村的新发展新变化，也就必然涉及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利用，涉及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写人就要写人背后的文化。写农村就要写农民和他们的文化。作家描写农村日常生活和农民的喜怒哀乐更离不开古今的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是今日城市文化的根脉。写不出文化根脉就缺少历史的纵深感和文化的深厚感。如果说赵树理、孙犁、柳青在写合作化运动时，都或浓或淡地写出了传统文化在当时农村的发展状况，那么今天的作家在描写故乡农村和民族地区生活时，也要展现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变奏。唯有如此，才能在肯定传统优秀文化和揭示不良传统文化中，写出作品的新颖度和思想文化的深度，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如迟子建在谈到她的黑土地文学创作时说：“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一个作家，心中最好是装有一片土地，这样不管你流浪到哪里，疲惫的心都会有一个可休憩的地方。”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出了鄂温克人的习俗和迁徙的无奈，《群山之巅》写出了三个姓氏移民组成的小镇和谐文化图景。阿成的《年关六赋》，虽是短篇小说却文化含量很高，是故乡题材写作中的精品。

外地作家艺术家以“进入者”的身份深入某个农村而入乡随俗的过程，就是接受和认识乡村传统文化的过程，就是打牢自己创作的文化根基的过程。在文化元素的吸收上，徐剑、李玉梅描写独龙族整族脱贫的报告文学《怒放》、关仁山描写老区阜平脱贫决战的报告文学《太行沃土》、温燕霞以赣南山区为背景的小说《琵琶围》，还有很多农村题材的网络小说、影视剧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文化传统和地域风情的魅力，同时折射出乡村世界的山乡巨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就能“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的，只有融入文化的视角，才能够更好地避免雷同化、概念化的弊端。

总之，文学艺术界广大同仁要继续关注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广大乡村世界，用富有时代性的艺术精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这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必须认真完成的一项光荣历史任务。我们责无旁贷，要与农民生活相得益彰，接续前辈的乡土文学传统大踏步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