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江大河》《山海情》等备受观众喜爱的影视剧先后播出，乡土中国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实践的丰富与厚重彰显了巨大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无论是农村基础结构、农民价值观的变化，还是国家政策语境下的新农村建设，特别是举世瞩目的脱贫成就，可以说都是千年未有之变。这样的“新乡土中国”，在城市化进程的时代洪流中不仅绽放着历史理性的光辉，而且能够通过以流行文化为底色的大众艺术进行呈现，充分体现了乡土文学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处的文化意义。

我们一般把兴起于“五四”新文学时期、绵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创作，视为中国乡土文学肇始。在这一时期，乡土文学创作尽管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各异，但成就了很多经典之作。周作人强调民族特色和地区差异；茅盾主张写出“对命运的挣扎”；鲁迅以流寓在外的知识分子视角，把乡愁和关于现代性、国民性的思考交给乡土文学来表达；沈从文则以“乡下人”自居，呈现乡村的温暖和善良，等等。作家们对于土地的怀旧、依恋、审视甚至是批判构成了巨大的张力，他们笔下的乡土既有温情浪漫的田园、淳朴善良的人性美，也有麻木愚昧甚至是落后的思想痼疾，“五四”时期多元化的思潮激荡出文学史上的辉煌成就，也映照出作家艺术家们对乡土中国的回应和思索。

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乡土文学创作在作家的笔下焕发出新的活力。作家不再仅仅是乡土的观察者、感受者和评判者，而是置身于乡土变革中的参与者，他们对乡土的观照从自在的文化形态变成自为的历史过程，他们在乡土剧变中产生了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动机，同时他们完全没有停留在思想上，而是用文学的方式成为“行动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程仁，《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等农民形象的出现，以及他们不断觉悟和成长的历程，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人物生存状态，而是成为作家与时代的纽带，与历史发展趋势形成了共振、共鸣。

改革开放以后，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新时期农村土地政策的一项重大变革，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思想日益多元使乡土文学叙事呈现出新的特征。乡土文学不仅能够观察具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开始把审美焦点投向了人的思想、人的尊严、人的生存意义。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新时期的乡土小说更专注于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专注于人的情感历程和人性内涵的丰富性，写作视角也转向人的精神层面和主体性探究，作家们用文学的方式实践着他们对现实、对历史进行思考的责任。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为乡土文学带来了一些误解，有人认为乡土文学会萎缩，乡土题材作品也会逐渐被替代。事实上，乡土文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潮，是因为它从“五四”开始直至脱贫攻坚的当下，始终关注着人的解放，关注着如何解决人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瘠的问题。在当今社会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大时代，乡土文学所蕴藏的思想动力和文化景观，以及它在流行文化中形成的投射都是中国乡土文学在新时代的流变。事实上，近年来乡村发展早已经突破了科学种田、进城务工、乡镇企业发展等传统书写，土地流转政策、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生态保护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都成为当下反映农村社会新气象的时代切口，而拥有了IP转化引擎的网络文学经过20余年的发展和沉淀，成为反映社会生活更加便捷、题材种类更加丰富、传播形态更加多样的文学类型。越来越多的创作者着眼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时代大势，关注农民对价值理想的选择和实现，用真实灵动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为新时代乡土精神和农民品格赋义，《马向阳下乡记》《最美的乡村》等取材农村的热播剧，既反映市场和观众对乡村题材的需求，也为当代乡土题材文艺创作实践积累了经验。

在后现代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背景下，乡土题材作为现实主义创作转向的重要表征也展现出新的趋势，书写当代农民自身的情感渴望、价值诉求和生活愿景，描述乡土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化进程，探索流行文化样式与乡土题材创作的融合成为创作者无法回避的课题。反映青年人到山村支教的《明月度关山》《大山里的青春》，讲述土地流转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呈现回乡创业、养猪致富的《又见炊烟起》等作品不再拘泥于十几年前、几十年前某些“脸谱化”扁形人物的刻板表达，捕捉了中国乡村所蕴含的独特情感和审美特征，以充沛的理想、质朴的情感得到了读者认可，《大江东去》等作品成为网文IP转化的优质样本，不仅全景式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产生的巨变，更展示了乡土文化语境中的城市发展，为中国文学关于“城与乡”的表达赋予了时代意义和历史特征。同时，网络文学走过聚焦玄幻、都市、穿越等题材的初级阶段后，其自身也在题材上探索着抵抗同质化、套路化的路径，而乡土文学彰显出思想和故事的独特魅力，为网络文学题材的优化贡献了重要力量，也在产业意义上提供了新的增长点。